转载:苍茫天涯路,何处是西口?


众所周知,明清以来,中国有三次规模较大的人口迁徙:闯关东、走西口和下南洋。有人说,闯十趟关东不如走一回西口!可见走西口之艰难,非远离那个时代的人所能想象。走西口是一曲挽歌,更是一曲壮歌!你可以说它很凄惨,也可以说它很浪漫。它蕴含着多少悲欢离合,多少慷慨悲壮,多少无奈与凄凉,多少挚情与豪迈!



最早提到“西口”两个字的,是明末清初的诗人、文学家顾炎武,他在晚年曾经写过一首诗,题目叫作《从大同到西口》。诗中提到了“盛乐”、“丰州”、“板升”等地名,这些地方都在今天的呼和浩特以及和林格尔一带,诗里边所描述的风光、风土人情也是当时这一带民间的真实写照。


但是,光绪二十四年(1898年)以前,这首诗的题目叫《边城杂诗》,《从大同到西口》这个题目是后改的,而且一定是在光绪二十四年(1898年)以后改的。


说西口,道西口,西口究竟在哪里呢?


许多专家认为,西口特指山西右玉县晋蒙交界处的杀虎口,明朝时称“杀胡口”,清代改其名为杀虎口。因为杀虎口位于长城的另一要塞张家口以西,所以就有了“东有张家口,西有杀虎口”的说法。


山西土地贫瘠、十年九旱,流民到内蒙古河套一带谋生,大都走杀虎口这条路径,方位是由东往西,这也是杀虎口成为“西口”的一个重要依据。


当然,“西口”亦有广义的理解,它泛指通往塞外草原的长城诸关卡要隘,此种观点似乎更为民间所认同。


西口还有旱西口、水西口之分,杀虎口等长城关隘是旱西口,而地处晋陕蒙交汇处的山西河曲,是走西口的水路码头,故称水西口,河曲至今仍保留着“西口古渡”这一历史遗迹。



被称为“西口”的杀虎口,在今天的山西省朔州市右玉县城西北35公里处,坐落在古长城脚下,是山西与内蒙古两省三县的交界处,一过长城便是内蒙古境地,距凉城县30公里,经和林县到内蒙古首府呼和浩特市80公里。



杀虎口从地域上分杀虎关、杀虎堡和栅子外三部分,占地约4平方公里,东靠塘子山,西傍大堡山,北依雷公山,外长城沿山岭由东北向西南延伸而去,像半月形把杀虎口围在其中。在东西山岭相对的两侧,坡陡壁立,苍头河由南向北纵贯其中,形成一条长3000米、宽300米的狭长走廊,构成天然关隘,地势十分险要。



杀虎口之历史最早可上溯到2000多年以前,春狄、战国时期就有人居住,名参合径,亦称参合口,秦、汉、隋时沿用此名。唐时更名白狼关,宋时改叫牙狼关。明时北方游牧民族南侵,明王朝发兵抵御和征伐,多从此口进出,便将该口更名为杀胡口。清乾隆年间,为缓和民族矛盾,将“胡”改为“虎”。从此杀虎口一直沿用至今。


它曾以重要的军事地位而驰名遐迩。《朔平府志》载:“长城以外,蒙古诸蕃,部落数百,种分为四十九旗……而杀虎口乃县直北之耍冲也,其地在云中之西,扼三关而控五原,自古称为险要。”

杀虎口在我国历史上战略地位十分重要,历代王朝都在此屯兵遣将,设置防御。早在战国赵孝成元年(公元前265年),赵国就派重兵驻守雁门一带,著名大将李牧曾多次出参合径击败匈奴的进犯。汉代大将李广、卫青、霍去病都曾从这里挺进大漠,驰骋疆场。明嘉靖二十三年(1544年),在这里建城筑堡。明万历二年(1575年)用砖包筑整个堡墙,方圆二里,高三丈五尺,只设南门,在西城墙和南门外分别设铁炮三门。期间还进行了扩建,兵道张维墙关于建造杀虎口新堡评议中说:“杀虎口本开市要地,每日来往行人蜂聚城堡,为确保城堡安全,名曰‘平集堡’。周二里,高下与旧堡等,中建商店,内外交易。又于两堡中,门东西筑墙,将新旧两堡连环为一,前后左右开门,东西南北四道,周围五百四十丈。”新旧两堡唇齿相依,骑角互援,北面通往关外有栅子门紧连长城的城头堡,常设官兵驻守,栅子门白天开放,夜间宵禁,形成“一夫当关,万夫莫开”之势。



据记载,明王朝为严守此关,设守备一员,旧堡把总一员,新堡团总一员,新、旧两堡共有步兵1040,骑兵152名。清初将以上官军裁减,改设操守一员,守兵l00名。康熙三十年(1691年),兵部会议及山西巡抚叶疏称:“大同隍为邻边重地,而重地之中,唯杀虎口为重要。”



《朔平府志》载:“杀虎口直雁门之北,众嶂重叠,崎路险恶,数水交汇,绾毂南北,自古传为要塞,周伐检犹(北方游牧民族),秦汉伐匈奴,唐伐突厥,宋伐契丹,明伐蒙古……”



史载,不论是当时的封建王朝出征,还是北方的游牧民族南侵,多将杀虎口选为进出口。明嘉靖六年(1527年),蒙古部落酋长俺答拥骑兵十万入侵杀虎口。嘉靖八年(1529年)从杀虎口人侵大同、应朔等处。嘉靖十九年(1540年)七月,俺答再次人侵杀虎口,杀伤甚多,当时敌兵携带铁浮图、马具、铠刀、矢锤等武器,势如破竹,直抵太原、平遥、介休、潞安等地,侵占十卫三十八州县,明朝守兵腐败无能,望风披靡,不敢应战。嘉靖二十九年(1550年),俺答又一次次从杀虎口入侵,极大地威胁着当时的明王朝。



清康熙三十五年(1696年),厄鲁特部落噶尔丹发动叛乱,康熙亲自率兵平叛,命驻扎右玉的抚远大将军费杨古和大同总兵康调元、杀虎口协镇卫元会统率满汉官兵出杀虎口,登天山,过瀚海,直达昭莫多地区,围歼噶尔丹,敌部将丹本巴哈叶哈率众投降,噶尔丹只身逃跑。



《朔平府志》记载,这次北伐归来,为歇息兵马,“圣祖仁皇帝康熙三十五年十一月廿日,西征厄鲁特噶尔丹……十二月初七由归化城入口(杀虎口)驻九龙湾(今杀虎口西九龙桥西湾)”。康熙三十六年,费杨古等人将噶尔丹围困在狼居胥山(今内蒙五原县西北狼山一带),噶尔丹举剑自刎,这场旷日长久的叛乱终于平息,北部边疆得到了暂时的安宁。



烽烟弥漫的边塞,激荡着历史烟云。通过这么多的战例,可以看出杀虎口不仅是历代王朝北伐的前沿阵地。而且也是北方游牧民族进入内地的重要咽喉。



除了军事要塞外,杀虎口还以重要的交通位置著称于世,当京包铁路未开通之前的明清时代,这里是中原和漠南的通衔要道。“杀虎口”还是通往蒙古恰克图和俄罗斯等地经商的重要商道。它还以众多的人口,兴隆的商业,发达的文化,星罗棋布的古迹而闪耀在明清的史册上。



自古以来,杀虎口就是长城上的一个重要的关卡,明清两代和民国都常年有驻军看守,官兵强大,土匪不敢在附近出没。然而,热播的大型电视剧《走西口》却把沙虎口描绘成土匪聚集,绿林占山为王的黑窝子。显然,该电视剧编剧在这个情节的设置上犯了一个历史性的常识错误。



过了杀虎口,就是内蒙的凉城县与和林格尔县的交界处,这里是鸡鸣惊三县的地方,也是三不管地带。走上很远的一段,山路崎岖,山梁林立。这里人烟稀少,倒是有谋财害命的土匪出没。走西口的人经过这个远离杀虎口的匪患之地时,误认为这里也是杀虎口管辖的地带(其实是内蒙的辖地),并留下了这样凄惨的民歌:“杀虎口,杀虎口,没有钱财难过口。不是丢钱财,就是刀砍头,过了虎口还心抖……”



明末清初,杀虎口成为中原与塞外的经济贸易中心,吸引了众多客商频繁往来,边陲重镇格外繁华,当时新、旧堡店铺林立,集市兴隆。据记载:民国元年,甘鹏云出任杀虎口监督七个月中,征收税银八万三千两,所以杀虎口有“日进斗金斗银”之说。



随着商贾云集,一度时期杀虎口人口骤增,涌现出许多出类拔萃的才俊。据有关文献记载,这里在明、清时出过七名翰林学士,两名将军,五名举人,民国年间,这个并不大的地方,考入全国各大学的学生就有二十六名。这里成了教育重镇,一度时期,曾有“北有杀虎口,南有绍兴府”的说法。



随着政治、经济、文化的发展,杀虎口又成为宗教活动的中心,明、清两代共建筑各种庙宇五十余座。旧堡有玉皇阁、真武庙、吕祖庙、火神庙、观音庙、三清阁、白衣寺、奶奶庙、财神庙、十王庙、城隍庙等。第一个城门上有文庙,瓮圈里有关帝庙。第二个城门上有文庙,城门西三皇庙,最前一个城门上有三宫阁。中央有大王庙、马王庙、岳王庙,对面二郎庙。新堡有文昌阁、观音庙、五道庙、土地庙。东门外有水泉庙、东月庙,南梁上有茶坊庙,营坊街有北岳庙,场路坡有勒马庙,教场沟有三贤庙,栅子外有喇嘛召庙等。这些精巧殿宇构成了杀虎口宏伟的建筑群,说明了杀虎口经济、文化之发达昌盛。



岁月流逝和历史变迁,杀虎口几经风雨和战争劫难,而今与当年相比几乎面目皆非,但它作为历史上战略地位十分重要的关口和内蒙、山西之间交通要道,有着很大的历史价值与观光价值,吸引着不少来自各地的研究历史的学者和游客前来考察、旅游。饱经岁月沧桑的杀虎口,吞吐着历史烟云,如一位阅尽人间的老者,似乎在对着每一位前来叩问历史的游人诉说着什么。



还有的专家认为,“西口”一词的出现,应该跟商业贸易有关。“西口”只有一个历史地理对应地,不是指长城上的哪个口子,“西口”就是归化城的俗称,也就是今天的呼和浩特的旧城。具体论证如下:



历史文献中,最早提到“西口”一词的地方志书,是嘉庆年间编修的《乌里雅苏台志略》,在这部书里有这样的说法:乌里雅苏台“南至绥远城(即归化城),俗曰西口,距五十四站,五千里有奇;”这是什么意思呢?意思是说,由乌里雅苏台往南到归化城,俗称西口,有五十四个驿站,距离有五千余里。

道光年间写成的一部书《定边纪略》里也有这样的记载:“绥远城之北(应为西南),即归化城,俗曰西口……”这个意思是说,在绥远城的北面,实际应该是西南面,就是归化城,俗称西口。
在这两部志书里,归化城的俗称都明确记载为“西口”。


光绪十九年(1893年),一位俄罗斯的学者也记述“在呼和浩特曾多次见到官家的运输车辆上所标的地名都是‘西口’,这一名称也同样出现在当地驻军的号衣上。显然,归化城正在改变它以前的名称。”


包头地方史专家张贵教授收集到的一页光绪年间的商家帖子上,可清楚的看到有“西口归化城”五个字的朱红印字。


这些都说明,在清代中后期“西口”这一地名俗称,就是指今天的呼和浩特旧城归化城,也就是说,“西口”这一俗称的惟一对应点就是归化城,也就是今天的呼和浩特的旧城。

到了民国年间,“西口”仍然是归化城的俗称。


光绪二十八年(1902年)一月,清廷任命兵部左侍郎贻谷为“钦命督办蒙旗垦务大臣”。次年八月又加封理藩院尚书衔,二十九年八月又补授为绥远城将军。在清廷的支持下,贻谷在内蒙古西部区各旗全力进行蒙地放垦事宜。


跟随贻谷来到内蒙西部地区、并且辅佐贻谷办理河套垦务的周颂尧,是一个爱好写作的人,曾经留下了许多文章,其中有一篇游记叫《京绥游记》,详尽记述了他乘坐火车游览的感受。当时周颂尧已经在内蒙古西部生活了十八年,曾任绥远省建设厅秘书,可以说是一个“内蒙古通”,他在游记中也有“归化城曰西口”的记载,说明民国时期的西口还是归绥。

民国时期写成的《归绥县志》一书,其中关于今天呼和浩特旧城街巷名中,就有一个“西口外”,后来经进一步查证,这个“西口外”可能是简称,全称应该是“公义店西口外”,现在还称“西口子”。


抗日战争前,记者纪霭士在他所著的《察哈尔与绥远》一书中,也有“塞外俗称张家口,曰‘东口’、归化城曰‘西口’,”的文字,可见直到抗战爆发前,归绥的俗称仍然是“西口”,而且归绥是“西口”的惟一对应地。

清末民国年间,民间有“东口到西口, 喇嘛庙到包头”的民谣,喇嘛庙指的是多伦,东口是张家口,那就是说,多伦、张家口、包头、俗称西口的归化,这四个地方共同构成了蒙古地区的四大商业城镇,而这时的杀虎口除了仍是收税的关口外,其他功能根本谈不上,而且处于衰落的状态;这个民谣又把包头和“西口”并列而提,显然包头也不是“西口”,只有归化城才能跟“西口”相对应。

持这种观点的专家还认为,“西口”一词,并不是地理方位词,不是指大同以西人们进出的口子,而应该是“口岸”的“口”。这个“口岸”和鸦片战争以后,帝国主义国家在中国沿海地区所开设的口岸一样,主要是为了进行贸易而出现的。那么西口是和谁进行贸易呢?考查近代内蒙古西部地区历史和当时国内国际环境,不难发现,它的出现与旅蒙商在蒙古地区的商业贸易和清朝对俄国的贸易有关。


据武昌亚新地学社制的《中华析类分省图·绥远省》明确指出,今呼和浩特就是历史上的“西口”。1893年,俄国学者阿?马?波兹德涅耶夫曾到呼和浩特一带考查旅行。关于呼和浩特,他曾写了如下一段话:“一个中国官员说……在官方语言中,我们不仅用它在明朝时期的旧称‘归化’,或者用它的满语名称‘库克和屯’,而且还给了它一个新名称‘西口’,也就是(进入中国内地的)‘西大门’。这像我们把张家口叫做‘东口’,即‘东大门’一样。确实如此,我们在呼和浩特曾多次见到官家的运输车辆上所标的地名都是‘西口’,这一名称同样也出现在当地驻军的号衣上。”(见《蒙古及蒙古人》第二卷136页,俄阿·马·波兹德涅耶夫著)。


另外,阿·马·波兹德涅耶夫在该书第一卷694页叙述张家口的见闻时写到:“蒙古人把张家口叫做喀勒干,而地方行政当局和一般汉人,特别是在蒙古做买卖的汉人,还把它叫做东口。意即东面的长城关口,以区别于归化城的别名‘西口’。”


持这种观点的专家说:由此我们可以得知,呼和浩特称做西口,不仅仅是老百姓中间的流传,而且得到当时清朝地方政府的批准认可,驻军号衣都标上了“西口”。正规的军事建制使用了“西口”名称,更别说商业往来了。
……
西口在哪里呢?看来学术界有三个答案,一是杀虎口;二是指通往塞外草原的长城诸关卡各要隘,三是归化城,也就是今天的呼和浩特的旧城。


博主刘继兴倾向于第一个答案,即西口指的就是杀虎口。(刘继兴)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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